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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讓無助者有力,讓無望者有路

田成有 

    

  當“窮人”打不起官司,當底層群眾在遇到法律問題無力、無助時,法律援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律援助是最能體現制度優越、社會溫暖、法律平等、正義高貴的一項人權保障制度,它體現了對特殊群體或特殊案件提供無償服務的人文關懷和制度救濟,讓他們不因物質上的缺乏或法律的“無助”而被遺忘、被拋棄。 

  這是一項攸關民生的民心工作,是法律最“接地氣”的一項重要制度,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利益禍福,影響到公民對于法律的信心和法治的信仰,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需要國家加快立法。 

  但由于法律援助事業起步晚,基礎薄,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供需矛盾非常突出。能援助的律師數量和需要進行援助的案件數量之間差距很大,實踐中,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僅限于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以及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的案件,覆蓋面窄,許多應該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無力顧及,無法承載數量猛增的法律援助需求。受人力、物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法律援助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的需求,甚至在廣大的農村,法律援助制度還無人知曉,處于缺位狀態。 

  二是援助案件的質量不高。法律援助中心,事務多,人員少,不能很好地照顧每一名群眾,人微言輕,經驗、能力有限,影響力、協調力不夠,不能細致地處理每一個問題和案件;很多法援中心,無專職律師,僅是在申請援助者走完所有程序之后,在轉述給受理此案的志愿律師,拖沓了案件的處理進度;援助補貼低,付出與補貼不成比例,連支出的交通費都難以沖抵,導致律師辦案熱情不高,許多律師不愿意主動承辦法律援助案件,不能完全盡心盡職。在機構配置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地區,更是缺乏專業的法律援助隊伍,法律文化素質參差不齊,提供的法律咨詢常常不能準確、有效,以致群眾滿意率不高。  

  三是范圍特定,對象受限。法律援助工作的對象,或是經濟困難群體,或是殘疾群體,或是部分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未成年或死刑犯。對象是特殊群體,條件要求十分嚴格,證明程序十分嚴苛。實踐中,需要援助的情況往往復雜多樣,而《法律援助條例》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準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但如何證明自己達到經濟困難標準,實踐中沒有統一的規范,申請人要證明自己經濟困難證明是否屬實,非常復雜、繁瑣,甚至無法查證,如此周折、拖延和麻煩,影響了法律援助的良好聲譽。 

  四是對質量效果缺乏監督。律師及法律工作者進行法律援助不僅是法定義務、公益活動,更是要解決問題。現實中,缺乏評估體系和評價標準,受制于各種因素,在利益的驅使下,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或因壓力、任務而被動承辦的法律援助案件并不積極、樂意,或對于需要援助的案件感覺費力、無力,投入的精力和時間不夠,庭前準備不充分,庭審陳述不準確,辯護意見馬虎了事,案后歸檔不完整,導致援助不認真,不走心,法定的義務沒有得到很好的履行,援助案件的質量大打折扣,存在著走過場的應付情形。 

  怎么解決法律援助中存在的問題,怎么把這一制度激活,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法律的溫暖,正義的存在。給出幾點立法建議。 

  一、放寬援助對象條件,降低法律援助門檻,讓人民群眾共享法治成果。實踐中,我們一方面大力普法,花了很多代價,做了很多無用功,但并沒有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問題,而另一方面,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不知有法律援助,不知如何尋求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才是最好的法治宣傳,要通過網站、微博、微信等方式,讓更多符合援助條件的人指導有法律法律援助,讓他們能順利找到援助的機構和組織,要通過實實在在的法律援助,讓人民群眾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力量。建議隨著時代的發展,舊有的援助條件和程序已不太合適宜,對于援助對象特別是對于基層群眾,對于弱勢群體,基于人道關懷和高效原則考慮,法律援助的門檻,應逐步放開、降低。 

  法律援助應體現出普遍性和公益性。建議不能以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來確定是否提供援助,每個案件情況迥乎不同,各有特點,例如有些患有重大疾病或特殊疾病醫療費花費巨大的,可以以病歷材料、支付憑證等作為提供援助的依據。建議以援助對象的收入等多種因素作為考量,處理時應當采取個案平衡原則。 

  建議簡化手續和程序,探索建立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免審查經濟困難制度。建立困難群眾資料庫,將城鎮低保、農村低保等群眾納入,凡是困難群眾資料庫中有的,申請法律援助均免除對經濟狀況的審查。這樣做的目的,是實現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務,真正體現以人民為中心,方便群眾。 

  二、加強法律援助保障建設。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各級政府要根據本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標準,不斷加大經費支持,改善法律援助的辦公條件,應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措施,實現農村和城鎮法律援助的協調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重點傾向農村,在農村應逐步建立基層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專人負責村法律援助工作。 

  大力推行公益法律服務站的做法。2015年,云南省司法廳、省律協在云南省設立了貧困殘疾人、貧困老年人、貧困少數民族、貧困婦女兒童、貧困青少年、貧困農民工六個公益法律服務中心,在省會昆明市選取了六家律師事務所,除昆明外,十五個地州又設立六個公益法律服務站。這種模式改變了過去法律援助只能由司法局指定、指派律師的模式,值得總結、復制、推廣。 

  同時充分鼓勵高校法學專業這支后備力量,引導支持高校成立法律援助服務中心,與大學生村官制度相結合,促進法學專業學生積極投身新農村建設。 

  建議在原有標準上,提升法律援助的補貼金額。對于超出市區范圍的、案情復雜的、歷經程序較多的案件,應給予相對合理的補貼,辦案補貼標準不能一成不變。 

  法院對于屬于法律援助的案件,涉及到案件受理費、保全費以及鑒定費、評估費等,應該給予減或免。在案件獲得勝訴后,墊付的訴訟費應當及時給當事人辦理退費。 

  三、完善監管制度,提高救助質量。切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多樣化援助服務需求,應從普及性變成專業化。結合法律服務者所擅長的領域,進行精心指派和選案,拓展律師的援助服務功能,在心理疏導、人文關懷、信訪調解發揮作用,結案后,進行回頭看,結合受援人提供的案件辦理情況,評估承辦人員的辦案質量,作為評優、鼓勵的重要參考。 

  加強對于從業人員培訓,提升他們的法律素養、專業水平和服務能力。在案件較多的地區,增派法律援助工作人手,保證法律援助的各項職責得到充分承擔,保證每名求助群眾得到細致服務,堅決杜絕敷衍了事、走過場的情況出現,堅決防止對百姓有傷害,讓救助群眾真切感受到法律的溫暖和救助的意義。 

  圍繞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設立政府內部的法律援助機構,分擔法律援助社會律師的壓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應該帶頭落實法律援助責任,建議在政府內部設立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或通過購買法律服務的方式,使法律援助服務工作常態化。這樣做,既可以分擔社會律師承擔法律援助案件的壓力,又可以落實為經濟困難的人民實現正義的政府責任。 

  建立資深律師優先辦案制度,根據律師專業優勢,建立資深律師名錄,根據案件分類,優先指派相關專業的資深律師承辦,法律援助不僅是形式上的援助,不僅僅是幫助弱勢受害一方免費“訴”,還要提供整個過程中最合情、最合理、最合法、最有效果、最為周全的法律服務,盡可能幫助弱勢群體“勝訴”。一句話,讓無助者有力,讓無望者有路才是法律援助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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