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开机号试机号开奖结果30期查询|福彩3d开机号推荐号码

地方立法的法治化意義

田成有 

 

  單一制的國家,立法權由國家統一行使,以便法令統一。從1954年始至改革開放前,除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立法權外,立法權高度集中,全國人大是唯一擁有國家立法權的機關,地方沒有立法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之后30多年來,我國基本完成了“建章立制”工作,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規,在國家立法層面,立法相對成熟和完善, 我們如期建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冠以“立法法”名稱的專門法律。這部法律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對地區來說,這既是地方立法多年的期盼,也是完善立法體制的重大舉措,更是理順中央和地方事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意義重大。   

  一、有利于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早在五六年,毛澤東結合我國國情,吸取了蘇聯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經驗教訓。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他說,我們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的多。他還說,我們國家的憲法規定立法權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 

  1978年,鄧小平同志指出,現在地方的工作量很大,有的法規,地方可以先試搞,然后總結提高,制定全國通行的法律。按照這個精神,其后,修改了地方組織法,對我國的立法體制作出了重要改革,賦予省級人大地方法規制定權。當時,彭真同志還有一個重要看法,他說,過去立法權集中在中央,后來感覺集中到中央也集中不了。我們國家大,人口多,有些省人口和中等的國家差不多,有的省人口近一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又都有很多特殊情況,一切都由中央的規定頒布,而且規定的很死,全國一刀切,很難適應千差萬別的具體情況,由地方依據中央總的方針,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來規定,可以更好地解決本地的問題。 

  確實,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各地呈現出民族差異性和文化多樣性,各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習慣差距加大,加上各地在域位、氣候、地形、水文等自然地理上也不同,國家立法層面往往只能做出“最大公約數”的規定,難以顧及到各地差異性的實際情況,不可能“一概而論、包打天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設區的市經濟規模、人口數量不斷擴大,與其相關的城鄉建設、生態環境、社會治理等問題更是日益復雜,這些變化和發展的新情況,需要通過法治來進  行有針對性的解決。 

  賦予地方立法權,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增強法規的及時性、有效性、針對性,有效解決本地區事務。 

  二、有利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是世界上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統治最長久、傳統最深厚、影響最深廣的國家,是世界上重農抑商歷史最悠久、商品觀念最薄弱因而權利與義務觀念也最薄弱的國家,是經受長期戰爭通過黨政軍民一元化高度集中領導才建立起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是學習前蘇聯的集權型模式建立起政治體制基本框架的國家。建國以來,法律制度被當作封建落后產物,長期受到忽視,國家機器的運轉、政府的社會管理,主要不是依靠法律進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靠黨和政府的“紅頭文件”實現管理的。 

  國家治理能力主要看兩方面,一是制度化能力,即將自身的治理理念、政策予以法律化;二是合法化能力,即將政府的一切行為都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的能力。 

  賦予設區的市擁有立法權,意味著通過立法的方式,通過法治化的手段,以嚴格的立法程序、立法權限,將地方治理納入法治化的制度框架,限縮、改變地方決策的隨意性、任意性,迫使地方在進行管理和提供服務方面,更加注重完善和提高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促進其職能的轉變,也就是實現從威權政府轉化為法治政府。 

  國家層面的法律、行政法規難以滿足各個地方實際需要,有必要通過地方立法予以細化、配套、規范和落實。賦予設區的市一定的地方立法權,開啟了地方法治化治理的新時代。這是法治中國的一個方向性變革,它不僅有助于從法制的層面引導和保障地方改革試點,也有助于通過地方立法試點把有益的區域經驗上升為國家法律,更好地指導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順利推進,推動法治中國逐步向基層縱深發展、精細發展。 

  地方治理現代化有賴于地方治理的法治化。當下,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經濟社會變化的廣泛性、深刻性、復雜性前所未有,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艱巨繁重,面對這樣的重要歷史時期,如果繼續沿用既有的治理體系和治理依據,將很難應對地方治理實踐中開放性、流動性和各類風險劇增帶來的嚴峻挑戰,亟需立法引領,亟需法治保障,通過立法引領和推動各領域改革創新,為全面深化改革,為科學發展“鳴鑼開道”、“保駕護航”。 

  三、有利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點。從立法權的應然屬性來說,立法是人民主權的最重要體現。一切立法權的行使應以人民或人民的代表為主體,由人民選出的代表所組成的代議機關來主導立法過程、反映人民意愿并將其上升為法律,惟有人民代議機關主導立法權行使的過程,才能真正實現民眾對于立法過程的民主參與,才能體現出法律的正當性與公正性品質。 

  但在立法實踐中,中國立法的一個顯著事實就是,人大的立法權、特別是大會立法權,長期處于弱化、虛化狀況,立什么法、什么時候立法,立法的原動力與立法需求主要來自政府部門的感知與動議,并非來自人大的訴求與主導,大量存在著“人民形式上有權,但實際上無權”的問題。立法如同生產產品,法律由有關政府部門組織起草,并按部門的模型“澆鑄”出胚件,然后由政府常務會議“檢驗合格”,最后由全國人大“批發出廠”。這樣的法律成了有關部門根據自己的部門意志與偏好推行的利益保護或部門保護,部門或行業管理者實際成為本部門、本行業管理事項的立法者。 

  這種政府主導立法的工作模式,導致民眾面對法律的陌生與麻木,造成法律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的“滯銷”以及與社會的疏遠脫節,容易造成“立法就是政府管老百姓”的社會認知或人大不作為的評價。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現階段,“人大立法”虛化、“部門”強勢立法的工作模式必須加以轉變。人民代表大會有立法、監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項決定四項權力,立法法修改以前,市級人大沒有地方立法權,不利于地方人大充分發揮其職能,這情有可原。沒有地方立法權,大部分市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能就不完整,無法充分發揮人大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地方人大與人民最為緊密,地方立法的內容也與一個地區人民的現實生活狀況貼得很緊,地方立法為人民提供了切近的表達意愿的途徑,人民有條件通過對地方立法過程的參與表達自己的意愿,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得以實現。 

  可以說,地方人大加強立法工作,主導立法工作,是人大的最主要職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加強地方立法工作對于廣泛凝聚法治共識、增強我國法律的實效性、化解當前法治信任危機,必將是一個主要突破口和發展方向。 

  對這點,我們一定要有這個認識。 

3d开机号试机号开奖结果30期查询